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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 郭孟伟：兵团姐妹落水，贪玩的我“英雄”了一把
郭孟伟，北京三十一中68届初中生，1969年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做过农工、汽车修理工、拖拉机驾驶员等。1976年病退回京，经历待业、做工等。国家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78级），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工作。现已退休。
因为贪玩儿
救了女知青们的命
作者：郭孟伟
1969年9月，我所在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因为营建盖房需要，组织一些同志从一师师部巴彦高勒市（现在叫磴口）顺着二黄河和灌溉渠道，用放木排的方式水运了一批木材到四团团部。我记得当时是团部基建股的现役军人刘参谋带队去的。印象较深的是去放木排的那些知青还有刘参谋回来时都晒得很黑。后来四团宣传队还根据此次水运木排的事迹编排成了节目，名字就叫《激流放筏200里》。
水运木排工作确实挺辛苦，一路上全都在木排上，风吹日晒，就着咸菜啃馒头，光是蚊子、小咬叮咬就够受的。运送距离差不多也有200里，水也有一定的流速，确实有一定的危险。但是放木排经过的那些河渠，除了二黄河宽一些，剩下的最宽也超不过10米，都是有水闸控制的灌溉渠道，说是“激流”还是有一些夸张。
八连知青划木排的照片
“激流放筏”运回的木排都漂停在机运连我们宿舍前面的干渠里水面较宽的地方。对于贪玩儿的我来说，任何好玩、有趣、能够释放过剩精力的机会都不会放过。我立刻就发现了木排的休闲娱乐功能，于是，每天晚上干完活儿后到干渠里划木排就成了我新的功课。
这是机运连的知青才有的一点小小的“自由”，因为当时机运连知青很少，所以管理上比生产连队要松一些。那时我在炊事班工作，年轻人贪玩，天热的时候，只要干渠里有水，中午从不睡午觉，天天跑到干渠里游泳。
进入9月后，天气逐渐转凉了，无法游泳了，正愁没得玩儿呢，感谢老天眷顾，又给我送来了木排。木排虽说简陋了一点儿，但更具有新奇性，虽不能“荡起双桨”，弄根两三米长的木头当蒿、撑蒿驾排的感觉也还凑合。一天的工作再累，有了这新的“休闲娱乐”项目也是很惬意的事。
那时机运连营房的北侧，隔着公路对面就是四团十连的用红柳笆抹上黄土泥搭建的临时工棚。当时十连的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住在我们机运连公路对面的工棚里，还有一部分人在几十里地外的沙金套海公社（也叫苏木）暂住，后来等他们的营房建好以后两处人马才都搬到阴山脚下。
我在6月份就调到机运连了，与住在工棚里的一些十连的北京第一批男知青都认识，尤其是与十连炊事班的人更熟悉一些。十连和机运连共用干渠边上的一口水井，知青们用水也要用汽油筒改造的水车到我们住的宿舍前面干渠边上的水井来拉水。
八连用汽油桶改造的拉水车和拉水的知青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是1969年1月开始组建，最早到四团的是包头知青，他们是由原内蒙古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四分校整体转入内蒙兵团的，都在九连。从四月份北京第一批知青开始，来自各地的知青也先后到达。6月份是浙江知青，8月份是保定知青，尤其是 9月3号北京第二批知青到来以后，一下子增加了不少人，公路对面十连那些工棚也越发热闹了起来。
1969年10月初的一个傍晚，大约六七点钟吧，我在炊事班里忙完了一天的工作，照例去干渠里划“船”，这是劳累一天后最放松的时刻。
当我走到水井边上，看到有一架拉水用的水车扔在井边。待走到渠背上一看，更破坏了我的“雅兴”。一群十连的女孩儿，看来是到水井来拉水，却把水车扔到了井边，先跑到干渠里玩儿起了木排，嬉笑打闹，好不开心。还有一个十连的男知青，后来才知道是北京第二批69届知青小阮，知趣地避开女知青们，在较远的大沙丘下一个人洗衣服。
十连女知青在简易工棚前合影
原来是整整一个新兵班的女知青。除了班长，主要是北京第二批69届知青，大约有十几个人。当时她们都16岁左右，刚到内蒙生产建设兵团也就一个月的时间。
按说到井边拉水有一两个人就够了，看来她们拉水只是个由头，不过是刚刚来到内蒙兵团，看什么都觉得很新鲜，借晚饭后的休息时间出来玩玩。没准儿还事先“侦察”过，借拉水之名出来是假，到干渠里玩儿木排才是真。
见到女知青们在玩儿木排，要搁在现在就和她们一块玩儿也没什么，就是自己找个木排撑出去，各玩儿各的也行啊。但那时还挺封建，男女知青都不说话，所以我只好扫兴而归，“打道回府”。
谁知我转身刚走下渠背，就听到传来“救命”的呼喊。等我急速跑上渠背一看，这帮女孩儿已经绝大部分都在水里了，而且都在水深的地方。五六个人争着抓住木排的一头在水中上下沉浮，抓不到木排的就只能拽着人。还有几个人已脱离了木排，也互相纠扯在一起，正无助地在水中挣扎、喝水。
在对岸边上木排翘起的另一头儿还有一个人在拼命地将木排向下压，但没什么大用，一个人怎能压过水中间五六个人的重量。我一看这情况就明白了八九，估计是玩儿木排时光顾了嬉笑打闹，却没有站平衡，木排只是多根木料捆扎成的一个平面，没有“船”帮，也没有什么抓手。站上一两个人问题不太，但一下子上去七八个甚至十几个人，不定谁挪动一下，重量失衡、或一头儿偏重，就会像自卸汽车翻斗一样，将人倾倒在水里。
干渠虽不是很宽，但木排停泊的地方是比较宽的地段，而且渠边的坡度比较陡，有点儿像锅一样。来水量大时，稍向渠中间挪动一步就深得能没过人，大部分地方都有两米多深，这深度淹死人是足够了。而且在渠边上若没人拉或有东西拽着，想靠自己爬上来也有点儿困难，天热时我经常在这里游泳，对这里水深等情况非常清楚。
四连北京第二批女知青合影，她们平均年龄约16岁。照片中的男性是现役军人副连长等人
救溺水的人的关键就是时间，早一分钟就能多一点儿生的希望。
我啥也顾不上，穿着全身的衣服，连鞋也没脱就下了水。先把纠扯在一起正在喝水的人拉开，然后一手拽着还在水里的人，一手划水，将落水的人向岸边和木排的上方拖。
在远处洗衣服的小阮也跑过来救人。我游泳技术并不很好，也没有在水中救人的经验。好在水面不很宽，女孩儿们体重也轻，拖出一两米就能到渠边上，虽然她们自己爬不上去，但只要到了水浅一些的地方就不会有生命危险。拖了几个人后其他人抓住木排也能浮起来了，再一个个地把拽住木排的人拖送到渠边。最后十连的人也从工棚赶到了渠边，等人全都上了岸，十连的人忙着收拢他们的人，我也全身湿透，满脚是泥，急忙跑回了宿舍。
最后的结果是落水的女知青全都成功获救。
细想想也挺后怕，十几个刚到兵团才一个月的花季少女，哪怕只有一个因为了玩儿一会儿木排就把小命儿丢在这干渠里，那得有多冤。真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向她们的父母家人交待？幸亏碰巧遇到贪玩儿的我和正在洗衣服的小阮，把她们全捞了上来。
1969年冬天是比较冷的一年，秋天也冷得早，10月份已经挺凉的了。怕冷的人一早一晚连绒衣都得穿上了，所以这场事故的另一个直接结果是落水的女孩儿们和救人的我全都发了高烧，她们发高烧的事也是后来听十连炊事班的人说的。
算起来，自从到内蒙古兵团以后，在半年时间里，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发高烧了。第一次是四五月份在二连时夜间浇地，为了在支渠里打堰，下水受了凉，结果发烧近39度，还惊动了团部的现役军人大夫。
第二次是调到机运连以后，去阴山打柴时喝了被野生动物污染的泉水，患了细菌性痢疾，发烧最高时将近40度。这一次因救人下水又受了凉，高烧又是将近39度。
虽是突发意外，但两次因受凉发高烧使我领教了内蒙古沙漠气候的厉害，同时也使我认识到自己17岁的小身板儿确实经不起这么折腾。从此以后，我一直比较注意根据气温变化添加衣服。宁可多穿，不敢少穿。我们驻地沙漠气候的特点就是“早穿棉，午穿纱”，平均昼夜温差达到25度。就是在夏天，当地放羊的人清早出来时也都披着光板羊皮袄，这也是当地人的生活经验。后来我在当拖拉机驾驶员上夜班时，从头一年10月中下旬到下一年的五一节，除了要披上劳保光板羊皮袄，连棉裤都要穿上。
因为救人的事，我受到了机运连现役军人领导的表扬。记得机运连的文书，也是与我们同一个中学的老三届高中生小唐在宿舍山墙的黑板报上写文章表扬我。他还挺能瞎拽，黑板报上写的标题是“阳光雨露育青松，毛泽东思想育英雄”。一不留神，不谙世事又只知贪玩儿的我还“英雄”了一把。
四团知青在挖渠施工。这样的渠道，灌满水的话，的确够深的
后来又过了几天，我退烧后身体刚好一些，坐在机运连的烧热水的锅炉前烧火。十连的女文书，一个河北保定籍老高中的女知青领着几个获救后的北京69届女知青给我送来感谢信，还送给我一个很大的毛主席纪念章。
那时候我刚17岁，满脸通红，在水里只顾着救人，也不可能先看看救的人是谁，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救了几个人。现在人站在眼前又因为不好意思抬头还是没看清是谁，结果我最终也不知道我救的女孩儿们都是什么模样儿。感谢信后来是看了，信的后面有她们的名字，我大概能记住她们的名字。现在感谢信是早就没有了，大个儿的毛主席纪念章倒还一直都保存着。
更巧的是1976年4月，我“病退”回北京后，在街道当“待业青年”，受街道居委会老太太们领导。那时候街道居委会老太太还要定期组织刚返城的“待业青年”们学习。
过了一些时间，在参加学习的时候，新来了一个也是四团十连刚病退回来的高个子的女“待业青年”，家就住在长安街上，我们归属同一个街道居委会管辖。初次见面，她跟街道主任说我是救过她命的人。我不认识她，人家倒还能认出我，一说名字，我大概还有印象，当年给我送的感谢信上署的名字里确实是有这个人。
没想到时隔六七年，返城回到北京后我又偶然地遇见一个我曾经救过的人，原来还是住家离得不远的邻居。
郭孟伟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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